荣禄是讣告中唯一的满人，考狄准确地将他定位为那个时代“中国最有影响力的人物”。在当时西方外交官的心目中，荣禄深受慈禧太后信任，但其对外形象是复杂多面的。一方面，在戊戌维新期间，掌握兵权的荣禄站在保守派慈禧太后一边，无情地镇压了光绪皇帝和改革派的变法，受到西方强烈谴责；另一方面，庚子事变时，作为驻扎京畿“武卫军”的最高指挥官，荣禄对慈禧太后进攻北京使馆区的懿旨阳奉阴违，对极端仇外的端王载漪和董福祥时时予以牵制，导致停停打打，围困使馆区五十六天终无功，颇为西方认可①[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3卷,上海：上海书店，2000年，第265-266页。，后被西逃的慈禧太后诏命留京办事。对这样一位的“温和派”多面人物，考狄以一种矛盾的心态，在讣告中不厌其烦地介绍其仕途，特别是作为高级军事将领的履历，并详述其在戊戌、庚子事变中的角色，这与翁同龢的简略讣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除了以上8 篇讣告，考狄还在《通报》上发表了大量以中国为研究对象的文章。事实上，考狄中文水平不佳，自从1876年离开上海后，他终身再未踏足中国。但他始终保持对远东的极大兴趣和热情，终其一生以研究东方世界为业。由于在图书馆工作的经历，他极其擅长收集、整理图书资料和各种信息。

考狄的中国知识主要来自三个渠道：一是有关中国的西方新闻媒体报道，包括《字林西报》《文汇西报》《中法新汇报》等在华发行的英法语刊物；二是有关中国的西人著述，考狄广泛收集自16世纪中叶至1921年左右西方人关于中国的书目，编辑成五卷本的《中国书目》出版，是西方汉学的经典书目；三是大量的私人通信往来。Chang Ting（2016）对保存在巴黎法兰西学院图书馆的考狄个人档案进行了研究，发现从1875年—1925年，考狄通过广泛的私人信件收集有关中国的信息②Chang Ting，Crowdsourcing avant la lettre: Henri Cordier and French Sinology, ca. 1875-1925. Esprit Createur, 56(3). 2016 , p. 47-60.。考狄的早期通信伙伴包括在华教会人士、外交官员、使馆医生和其他在华工作或生活的人士；后期的通信伙伴包括他在巴黎东方语言学院和巴黎自由政治学院的学生，比如戴密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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